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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五四纪念与反思

来源:搜狐 2015-05-03
01

1917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将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领到了一张入场券。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巴黎和会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翻身的一个重要机会。谁也没有想到,巴黎和会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外争主权、内出除国贼”的爱国民主运动。

美国背信重伤中国 全权代表痛感“负国辱命”

巴黎和会到了最后时刻。随着美国的立场转变,中国唯一的指望也没有了,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4月30日,五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

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都没有列明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当晚,中国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顾维钧、王正廷都主张退出和会抗议。但经过讨论,认为中国是弱国,即使退出,对大局亦无甚影响。只好连夜起草抗议书,派专使送达和会。

但一切抗议,终归无效。5月1日,英国代表以和会所定解决山东问题办法通知中国代表。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陆征祥向北京政府报告失败的消息,并主张有条件地签字(即“保留签字”),也就是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中国才能签字。这是中国的最后底线。

5月3日,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以“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请求辞职。国务院随即复电,一律挽留。陆征祥晚年总结出一句名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痛哉斯言!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伤害,甚至比日本还要深。日本是中国的大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一度令中国人相信世界是有公义的,美国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支持中国,但事实证明,在利益面前,无公义、公理可言,只惜苍生望一场。北大学生杨晦挖苦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担心,“这种(对美国)普遍失望的情绪可能会激变为一种反美情绪。”他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了。1919年以后,整个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好感一落千丈,开始转向苏俄。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1920年代风靡中国,实在是拜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背信弃义所赐。

02

信奉“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激进学生站到了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整个北京,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中。

那些曾经站立在潮流尖端的新文化先驱们,这时也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继续研究他们的伦理革命、文学革命,还是投向这个“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革命、民族革命?

师辈们还没真正走出书斋,而北大的学生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消息,早在4月间,一些学生已经凑了几百块钱,打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到底;并向全国通电,反对因为日本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当国民外交协会决定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时,学生们马上决定参加。

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惨痛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他发出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日本竟因这篇文章,向北洋政府提出外交抗议,要求警告林氏,并加以取缔。

林长民愤然辞去在外交委员会中的职务。国民外交协会的八名代表,与总统府秘书长见面,在总统府内慷慨陈词,又有一种谣言从政府内部传出,据说国务院已有密电给巴黎专使,指示他们在和约上签字。

一场震撼历史的大风暴,由此平地而起,瞬间席卷大江南北。来自各校的激烈分子,都把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奉为座右铭。他们已做好明天早上站着走出校门,晚上躺着抬回学校的准备,有的人甚至写好遗书,安排好身后事了。在经过近四年的启蒙运动熏陶后,这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回到了辛亥革命前那种草莽英雄、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一个根本差异,即欧洲的启蒙运动立足于“理性主义”之上,而中国的启蒙运动立足于“民族问题”之上。中国的启蒙先驱者,不少人对启蒙运动最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定民主就是群众的专制,就是革命的暴力,甚至像蔡元培这样的哲人,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手枪与炸弹历练出来的。

其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便出现了“民主革命”这一特殊的名词组合。两个看似相反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会创造出怎样的一种奇迹呢?

03

学生蓄势待发,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

5月3日,一个晴朗、大风的星期六。这天《京报》主笔邵飘萍到北大,向学生们报告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学生们情绪激动。下午1时,北大校园内张贴通告,召集北京十三间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当晚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开临时会议。共有一千多名代表到会。

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

许德珩回忆说,那天晚上的北京十三校会议,推举他起草宣言。他笔酣墨饱,一挥而就,当场就把《北京学生界宣言》写好了,宣言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的,公开以“手枪炸弹”相威胁,放在任何国家,都将被视为触犯刑律的言论。然而,以清末革命志士为榜样的青年,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圣天职。

罗家伦起草的是白话文宣言,字数不及许德珩的一半,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

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许、罗二人的宣言一对比,罗氏的文笔,无论其气势或气概,都更具有鼓动性,因为它是用白话文写的,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样一个朗朗上口、掷地有声的口号,形成扣人心弦的强烈效果。

5月3日夜晚,北京各大中学校内,灯火通明。学生们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北大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一个个手不停挥,忙着在旗子上书写口号:“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卖国贼宜处死刑”、“章宗祥曹汝霖卖国贼”等等。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

04

五四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冲击曹宅意外情况演成暴力示威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议决行动时间为5月4日下午1时。但后来有不少人回忆说,示威活动,实际上从早上就开始了。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愈来愈多的学生,而且不断有学生队伍开来加入,北大学生在上午10时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按班级排队,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北大全校学生的一半),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派了官员到北大,希望阻止学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

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氏也只是尽校长的本分,做做样子而已,并非认真阻拦学生。于是,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了。

学生们沿着北池子向天安门广场前进,队伍高揭起谢绍敏那件写着“还我青岛”血字的衣服开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笼罩现场。走在前面的同学举着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后面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派发传单。市民夹道欢迎,鼓掌助威。

由于出校时耽搁了一会儿,北大成了最后一支到达广场的学生队伍。这时,广场上已人如潮涌,各式各样的旗帜迎风飘扬。太阳从云层后透露出来,有如苍天之眼,俯瞰着这动荡不安的大地。人们一看到北大队伍到达,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把广场的气氛推到了沸点。

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三名总代表,因为要准备一些文件,1时10分才赶到广场。学生们随即整队出发,在傅斯年带领下,打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前进。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

因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拦,成了学生情绪愤激的发酵剂。但他们并不打算在使馆区闹事,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卖国贼的家去!”“我们去除国贼吧!”声浪此起彼伏,一呼百应。傅斯年劝大家冷静,但没有人能够冷静下来,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领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去了。

学生们开始冲击大门,但没冲开,正准备离去,忽然有五名学生爬上围墙,打烂了一扇窗户,钻进院里。这完全出乎总指挥傅斯年的预计,激进学生们预谋的“大暴动”,终于把火药点燃了。示威活动开始失控。这五名学生的英勇行为,遂成了五四运动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示威的转捩点。

学生们到处搜查曹汝霖不获,遂捣毁了许多家具和瓷器以泄愤。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打过章宗祥后,学生们因怕出人命事情闹大了,都跑出门,四散而去。罗家伦、傅斯年、匡日休等学生领袖,夹在人群中跑出曹府。这时救火车和水夫都赶来了,忙着扑灭大火;大批宪兵和游缉队也赶来了,警察吹起了凄厉的警笛。到处是尖叫声、杂沓的脚步声、憧憧的身影,烟雾弥漫的胡同,在夕阳中混乱不堪。

军警旋即在东交民巷宣布戒严,在赵家楼也开始捕人了。走在后面的易克嶷、许德珩、江绍原、杨振声等32名学生被抓,军警把他们两人一组捆绑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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