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专干，设立“文化管家”——通过一减一增，崇州试点出了啥名堂？
来源：四川日报 2017-03-29
集贤乡新春文艺演出。
羊马镇的群众文化展演。
黄英﹙左﹚与罗蓓﹙右﹚同台表演。
□本报记者 吴平
3月2日，崇州市2017-2018年度乡镇文化院坝（综合文化站）“基本文化服务包”采购项目在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开标。“除了崇州本地的文化公司，还有来自成都、德阳等近30家单位竞标，比首次招标多出10多家，上一届‘文化管家’中也有80%都投了标书。可见群众公共文化服务外包在崇州已经扎下了根基。”崇州市文化体育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长杨刚介绍道。
找问题
文化专干：资源错配效能偏低
截至目前，四川已免费开放434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为了充分发挥文化站效能，各乡镇以分管文化的干部担任文化站站长，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文化专干2-4名不等，负责文化站的日常开放、运作，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等。2014年举行了全省乡镇 （社区）宣传文化专干培训班。
2010年，时任崇州市文井江镇某幼儿园园长的黄英，辞掉校长职务，成为全市首批75名文化专干中的一员。“还在幼儿园时，我经常作为志愿者参加镇上的文化活动，得到了村民认可。后来市上招聘文化专干，大家都鼓励我试一下，于是当选了。”
本以为可以有番作为，黄英却连连碰壁。没有编制的临时工待遇，除去四险一金后每月1200元的工资，以及随时被拉去做其他事务性工作……这些都让多名文化专干有些茫然。
“生活是现实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靠热情和兴趣支撑对工作的责任心。想做事但不敢做，害怕得罪人，加之没有同事支持，每次活动都是敷衍了事。”黄英感到心灰意冷，后来就到图书馆去工作了。
2014年毕业于乐山师范学院的黄俊棋也有类似感受，会跳舞、懂营销，还开有舞蹈培训公司的他满怀憧憬地报考了文化专干，却发现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文化站连学员都招不来，还怎么搞呢？”
2016年，省文化厅调研内江市威远县、资中县乡镇文化站的资源利用情况，发现基层文化建设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轻软件、重形式轻内容、重政府轻社会等现象。
尤其 “重政府轻社会”的问题发人深省。设置文化专干本是好事，结果愿意来做的人越来越少。文化专干每年有20%流失率，文化站大门紧闭没有人来，财政投入大量浪费……是否资源配置一开始就错位了？
2014年初，崇州市文旅局在羊马镇、崇阳镇文化站（点）试行社会组织托管。经过一年半试点，崇州市出台了《崇州市文化院坝建设运行管理办法 （试行）》《崇州市文化能人选拔和管理暂行办法》《崇州市文化服务包考核评估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解聘了文化专干，通过公开招投向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由市场主体对全市25个乡镇文化站进行托管，每站每年经费10万元。
消息一出，黄英原本冷掉的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她参加了2015年崇州市文化托管服务采购的公开竞标，并当选为了济协乡和公议乡两乡的文化管家。
搞试点
文化管家：圆了村民的艺术梦
去年开始，60岁的元通镇村民胡尚钰圆了她的古筝梦。“每周一节课，从家骑车到文化站只用20分钟。现在学的只是《浏阳河》《茉莉花》等一些练习曲，我的梦想是能弹一些中曲子直到大曲子。”
2016年中秋节，在元通镇文化站的古筝古琴音乐分享会上，胡尚钰第一次听到古筝，感觉说不出的震撼。听说能够免费学，她当下便报了名。孩子见母亲喜欢，给她买了一把不到3000元的古筝。“年纪大了，想学点什么也不太容易，家务事又多，练琴只能见缝插针。”
然而，古筝老师兼元通和观胜两镇文化站的文化管家罗蓓，却对这些“超龄”学生赞赏有加：“每次作业都积极完成，无论上课还是课余练习都特别专注认真。”
罗蓓说，她的五六名 “超龄”学生中有些因为喜欢古筝，早早就买了琴放在家，但上百元一节课的培训班让他们望而却步；试着在网上找教学视频，却又看不懂。听说文化站开设了免费的古筝课程，几位已带孙儿的阿姨、叔叔赶忙来报了名。下午把孙儿从学校接回来，托付给家人就来上课。“最喜欢合奏课，笛子、二胡、古筝的旋律一齐响起，特别享受，什么烦心事都忘了。”学生谈感受时如是说。
“这些叔叔阿姨年轻时也有音乐的梦想，但没有老师教。现在他们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如此虔诚而真诚的态度，让罗蓓备受感动。四川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罗蓓，原本还有些不接地气的“娇气”，如今她全身心扑在文化站的工作上，把自己的培训公司都冷落了。
“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当上‘文化管家’后，好像变了一个人。”杨刚说，“在各个‘文化管家’的努力下，很多村民以前不敢想的渴望如今变为现实，很多留守孩子、家庭妇女和老人圆了他们曾以为遥不可及的艺术梦。”
托管实施后，崇州实现了文化站每周48小时以上的免费开放、错时开放。2016年，被托管的25个乡镇文化院坝，共举办了文体活动300场次 （观众200人次以上）；开展书法、朗诵、舞蹈、太极培训500课次（观众20人次以上）；书刊借阅、电子阅读达50000余人次等，各项指标均远远超过往年同期水平。
然而，25个文化站的13个“管家”，并非每个人都工作得心应手。“有些排名垫底的‘管家’没有参加这一次投标，有些兼职太多，精力不济。”杨刚总结，此外，每年每站10万元的工作经费，的确需要“管家”精打细算，才能避免捉襟见肘。
看成效
费省效宏：既要开源又需节流
“‘文化管家’事必躬亲，比做文化专干辛苦得多，”黄英袒露，虽然乐在其中，但不能开源节流的话，巧妇也是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
首先，黄英借幼教圈子的人脉，鼓励幼儿园教师做志愿者。一些老师从中找到服务社会的成就感和价值感，同时也提高了所在学校的知名度。家长无疑更愿意孩子就读有社会责任感和公益精神的幼儿园。
但是仍旧有志愿者流失。“能够立项的活动才能给志愿者50元的交通补贴，几乎只是象征性的。”黄英说，不过志愿者流动性强也正常，她打算通过两个方式解决。其一，扩大志愿者总量。不单从幼儿园，也跟周边众多高校的大学生志愿团队建立联系，甚至还拉到公司赞助。“成都的小飞蛙教育集团组织一场游戏要数千元，但他们对留守儿童很关心，每次都免费来组织活动。”黄英认为，志愿者总量多了，分在每个人、每个团队上的担子就轻了。其二，在管理上，黄英借鉴在图书馆时的经验，每次活动前，在微信等平台提前发布志愿者的需求信息，包括人数、岗位要求、工作内容等，有意愿的可以在线报名，从而大大提高了动员、组织志愿者的效率。
罗蓓、黄俊棋等 “文化管家”则利用他们已有的培训学校的师资和资源，并在当地热心公共事务的文艺爱好者中找一些能够分担责任的 “副管家”，从而减轻压力。
“在实践中，我们总结了管理托管、业务托管、事务托管三种模式，对工作人员的素质、工作时间要求是不同的。”杨刚说，负责文化站开门、关门以及简单活动的管理和事务性人员，可从本地村民中选拔，全市登记的文化志愿者已达2500人；进行培训、讲座的老师则根据课程安排轮流前来授课。精细化的管理保证了人力资源使用的效率最大化。
如今，“文化管家”们期待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已于3月1日正式实施，指出“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参与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和管理。”“国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免费或者优惠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按照国家规定享受补助。”……
“‘保障法’为崇州的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我们能够放开手脚，尽情施展才能了。”黄英认为，该法也预示国家会在民生、基层文化方面有更多投入，这也是她毫不迟疑决定再次竞聘“文化管家”的原因。
记者手记
基层文化的供给侧改革托管模式打破了以往“重政府轻社会”的模式，真正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合力。
此外，对文化服务分类管理：以设备维护、日常管理、基本服务为主的是“基本文化服务包”，这类服务可以进行集中采购、批量下发；以表演、培训、讲座、展览为主的是“特色文化服务包”，这类服务要分时段采购、选择性分配。各个文化站在规划建设时，既要功能齐全、又要特色鲜明，才能各有侧重和亮点。
依托合同管理、服务分类等，实现了基层文化的供给侧改革。该模式虽仍处在初步发展和探索过程之中，但为目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的转型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路径模式。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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