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曙光闪耀在苦难者脸上

自由的曙光闪耀在苦难者脸上

——古元“走向自由”之路

街景之二·保加利亚写生（水彩） 古 元

哥哥的假期（一）黑白木刻 古 元

哥哥的假期（二）黑白木刻 古 元

　　“风格是随时代、环境和其他外来因素和主观感受而变迁的。”说这句话的艺术家，在1961年画下了《街景之二·保加利亚写生》这件水彩作品，清淡的风景和红白相间的公共汽车，这么“小资情调”的创作思想和作品，谁承想，出自一直以来我们目之为“革命版画家”的古元之手。正是由于业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古元内在精神与艺术本体的深入理解和研究，由中国美协、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画院、古元美术馆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走向自由——古元艺术的内在精神”展览于6月29日至7月28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呈现，才以古元先生追求艺术自由的精神为内在逻辑，来汇集古元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地速写、晚年的水彩写生及暮年的藏书票等作品，旨在全面回顾“革命版画家”古元在艺术人生中是如何走向自由的。

　　走向自由，一个20岁青年的仇恨、决心和希望

　　展览的题目，来自古元走上艺术道路之后创作的第一套木刻版画《走向自由》。当时是1939年，古元只有20岁。主人公的原型是护送古元自西安奔赴延安的一位八路军战士，16幅版画讲述的是出身雇农的“他”饱受地主压榨、资本家剥削、日寇侵略等悲惨的遭遇之后，参加抗日军队蜕变成一名革命战士的故事。

　　“他”多少带有一点古元亲身经历的色彩：他于1938年加入家乡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同年离家前往陕北，此时日军侵略的战火已经烧到了广东。古元离家的第二年，他的父母、二姐、小妹、小弟相继死去。这套木刻中的《善良人遭毒手》直陈所有中国人最不能忍受的悲剧，也正是这样的悲剧最终演变为压垮中国的那根冬日枯枝、激起劳苦大众奋起反抗的最后一片飞雪。可以说，《走向自由》宣示着一个20岁青年的仇恨、决心和希望。

　　虽然这套作品在创作手法上仍受西方版画的影响，但在创作主题上却隐藏着古元亲身的经历与思想蜕变的过程。据策展人薛良介绍，出生于广东沿海地区一个巴拿马归侨之家的古元，自幼接受的是“和气致祥百忍成金处世端资退让，厚德载福惟善为宝持身贵养谦光”的良好家学，青年时期的古元出于内心中对自由的理解和向往，只身奔赴千里之外的革命圣地延安。

　　从《走向自由》开始，古元在烽火年代中凭借对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的崇高信仰，以木刻为武器，用一幅幅版画去鼓舞广大民众实现抗日救亡的理想。它的最后一张叫《自由的曙光闪耀在苦难者的脸上》——亦有研究者认为，这张作品即是古元的肖像。“自由”亦是古元艺术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1945年，鲁艺师生们接到通知要在短短几天内出发向东北行军，从延安到东北的几千里路每天要走一百里，而且走的是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追兵的崎岖山路，为了保证行军速度，要求每个人身上携带的行李不能超过十斤，包括衣服、干粮、躲雨的油布，尤其是会暴露“延安身份”的东西一律不准带。“当时古元先生拓印了一套，随后把《走向自由》的版全砸碎了，那一套版画作品背在行李中，用衣服包好，随身偷偷携带到东北”，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介绍。“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守纪律的人，但是这几次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他都违纪了：把自己必需的一双备用的鞋扔掉，粮食也扔掉了一部分，但是画一幅都不扔，依然背在身上”，古元之女古安村说，后来到了烟台，敌人封锁了整个渤海，所有部队里的人都化装成渔民、小贩、学生、乞丐。“上级最后一次严厉通知，凡是会暴露解放区痕迹的日记、报纸、书信等东西一律交给专人保管，一旦渡海与敌人正面交锋，这些东西需立刻沉入大海。父亲考虑再三，依然没有把画扔掉，这是他唯一的信念：人在，画在。”古安村回忆。“‘文革’期间，这套作品两次被查抄，后来中央美院67级的学生把这套孤品藏在留学生宿舍里，才得以最终还给古元先生。”吴洪亮说。

　　“村官”古元，艰辛、喜悦、彷徨和执著

　　1940年6月，古元从鲁艺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县碾庄乡当文书。在这近一年“当村官”的时间里，他住在乡政府办公室的窑洞里，到老乡家吃派饭，和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在那里，他不仅要协助乡文教委员处理乡政府的日常工作，还创作了《区政府办公室》等一系列杰出作品。

　　当时的碾庄全村除了正在上学的儿童之外只有一个识字的人，为了帮助乡亲们学习知识，古元每天制作一些绘有牲畜、农具的识字卡片教他们识字。古元曾写道：“乡亲们劳动后回到家里，看见这些图片，就能认识图片上的字，一天认识一两个字，一个月就能认识几十个字，效果很好。乡亲们都喜欢把画着大公鸡、大犍牛、骡、马、驴、羊的图片张贴在墙上，朝夕欣赏；从这里，我了解到他们对家畜的喜爱心情，也领会到他们的审美趣味。我便采用了这方面的题材创作了《牛群》《羊群》《铡草》《家园》4幅木刻，拓印很多张，分送给乡亲们。他们看见这些木刻画便津津乐道：‘这头驴真带劲！’‘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犍牛吗！’我见到乡亲们的高兴神情，从中受到许多启发，也感到十分欣慰。”“见到一个农民把收获的粮食倒进仓里，我即时想到：这可不是地主的粮仓，于是创作了一幅木刻《入仓》；见到区政府的办公室，虽然是一间简陋的房子，但它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自己的政府啊！于是创作了《区政府办公室》。”

　　老乡们很喜欢古元的作品，但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长了这么多黑道道？”于是古元意识到，要让更多的群众接受，必须要改变西方版画的创作手法，把更多中国传统的、民间的元素融到里面。这一时期古元的版画风格逐渐明朗，黑色的块面减少，采用了民间喜欢的阳刻线条。

　　“接地气”以得到更大自由的同时，古元也在同一题材上反复进行艺术探索。1942创作的两幅《哥哥的假期》描绘的是八路军战士休假回到家乡，乡亲们围拢上来好奇地听他讲述部队生活的场景。小孩子对哥哥的制服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帽子和腰带，神气地穿在身上，学着哥哥的样子敬礼，感受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的自豪。年长的人抽着烟袋锅子仔细地听他讲述时事和见闻。其中，《哥哥的假期（一）》多采用西方木刻技法，在《哥哥的假期（二）》中去掉了许多阴影的面积，人物多用轮廓线表现，这是古元的一次勇敢地艺术探索，逐渐突破西方版画的套路，自觉地将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加入其中。同时，在这一时期，古元的作品还传递了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想逐渐进步的状态：《哥哥的假期（一）》中画面右侧小姑娘穿着不合身的对襟棉袄、大缅裆裤，虽然手中拿着象征开始学习文化知识的报纸，但仍未跳脱典型旧社会时期的农村女性形象；而《哥哥的假期（二）》中小姑娘穿上了合身的衣裤，人物曲线更加鲜明。这样的改变使画面内容更贴近当时的社会环境，并寄托了古元希望通过自己的版画引导人们改变封建思想的愿望，向群众传达新的审美需求。

　　不同于展厅一层窑洞形制的淡黄色，二层的淡绿色主调呼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94年古元先生的水彩和套色作品。1954年，古元先生调到人美社工作，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水彩大量出现，它充分发挥了水分变化与色彩之间的关系，他也由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意的表达，在艺术上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他画雪景、延安、草原、青海湖、玉渊潭、珠海风景、域外风光……意境朴素、安静而优美，就像画家的心境一样。

　　“我始终在寻找古元的秘密，原来这秘密不仅在于他独有的智慧和感悟力，还在于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不仅是其艺术反映了一场革命运动，更重要的是有价值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所共有的艺术上的革命精神，实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前卫’精神。”艺术家、古元的学生徐冰说。“我喜欢到大自然和人民的生活中寻求意境，通过淋漓的水色来抒发内心的情意，力求情景交融给人以健康的、美的感受。”古元曾这样说。他给人的印象，好似他的版画作品《圣经时代过去了》中把木凳侧卧过来靠着树干，逍遥自得地阅读的那种“自由”；而在吴洪亮看来，“走”是行动，“向”是路线，“自由”是行程的终点；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作品，我们看到了他艺术人生的艰辛、喜悦、彷徨和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