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舞协主席崔巍：当大运河遇见艺术家

当“大运河”“遇见”艺术家

——浙江省舞协主席崔巍的创作故事

　　舞台上，主创团队正激烈地辩论创作的核心精髓，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寻觅大运河文化的灵魂。骤然，灯光灭、人声静，面前呈现出了运河开凿时的壮观景象，在风雨交织中，深沉、浑厚的泥土壮观、鲜活地出现了……观众也由此进入到大运河的时空中。6月11日、12日，正值我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之际，由杭州歌剧舞剧院演出的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历时两年96场演出的洗礼，终于走到了国内巡演的最后一站——北京，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2006年，中国大运河启动申遗。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舞台上“开凿、繁荣、遗忘、又见运河”，最令人心动的则是千年中的那一滴水与现代人的相遇、相知、相爱、相离，那前世今生与千年命运令人慨叹，也体现了编创者的巧思。

　　“遇见”让大运河走向更宽更远“航道”

　　“在创作的生命中我遇到了大运河，冥冥之中我感到她赋予了我这样一份使命。”杭州歌剧舞剧院院长、浙江省舞协主席崔巍说。

　　《遇见大运河》是崔巍编导、也是她创作以来最艰难的一部作品。6年前，因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机缘，崔巍选择了这个题材，“越接近她，就愈发觉得千年的运河不是一部戏就能完整呈现的。运河虽然不像长江那样汹涌澎湃，但生生不息的运河水却蕴含着一种无穷的力量。我认为《遇见大运河》不仅是一部舞台艺术作品，更应该扩展为一次文化遗产传播行动”。2008年，崔巍结束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中心执行副总导演的工作回到杭州，奥运会紧密筹备的一幕幕还尚未从脑海中褪色，她又开始酝酿一个新的想法。全世界因奥运会开闭幕式而对中国投来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注目，这让崔巍真正意识到文化传播的价值所在。受到内心的强烈驱使，她认为自己必须做点儿什么。

　　身为一名北方人，却在大运河边工作了30余年，崔巍很自然地将目光聚焦到大运河及其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上，企望以自己所擅长的舞蹈艺术形式，为中国大运河的世界性申遗助力。当她提出这个设想时，长辈以及老师们都认为是个好题材但是很难做，原因很简单——大运河的主题实在太大，牵涉的内容又着实太多，一部60集的电视剧都未必能表达出这千年历史，更何况是一出通常只有90分钟的舞剧了。崔巍想好了，就决然不会放弃，她去做了，而且一做就是三年。

　　三年间，崔巍坦言自己打过退堂鼓，揣摩构思良久依然迟迟无从下手，历史与现实究竟如何兼顾，自己说服不了自己，这让她懊恼。经过多次实地走访和采风后，她脑海里逐渐形成了男女主角的样貌—— 一位关心大运河并为之进行艺术创作的年轻艺术家。这个人物形象与苦心创作的崔巍本人有着多重相似，女主角则最终选定为一滴水，人与水相知相恋；而在戏外，观众也因着男女主角的相爱，而情不自禁地爱上大运河。最终《遇见大运河》的呈现，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沉重的历史陈述，而是从现在的“我们”的视角出发，讲述运河与我们“相遇”的故事。

　　三年的创作，无数次的采风、开会，9个月的艰苦排练，一遍又一遍的修改、调整。就连这部剧的名字《遇见大运河》也是在首演前的一个早晨，崔巍灵感乍现修改的。或许正是这个“遇见”，让这部原名为《中国大运河》的剧走向了更宽更远的航道，也向着绵延万里的巡演之路驶去。这就是崔巍所言的“与大运河沿线的这些可亲可敬的人不断‘遇见’的过程”。

　　一部没有句号的诗篇

　　2014年6月22日，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记得那天下午三点多，得到了大运河申遗成功的消息，虽然我们的《遇见大运河》跟申遗没有直接关联，但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深厚感情，那一个瞬间我很想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崔巍回忆。

　　在中国大运河的“后申遗”时代，在《遇见大运河》行走了5万公里、近百场巡演结束之后，崔巍对记者说：“当我们走到的每一处，唤起了人们心中那或许已经沉睡许久的关于‘运河’的记忆时，当观众们再度为运河的命运而产生关注、揪心、想要为运河做些什么的时候，当他们在看完演出后，第二天来到运河边走一走的时候，《遇见大运河》就产生了真正属于它的独特价值。那不仅仅是艺术造诣上的追求，也不仅仅是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与赞美，而是他们让来源于生活的艺术，最终又回归到生活中去了。”

　　国内巡演历时两年，截至今年6月，《遇见大运河》剧组已走过大运河沿线6省2市（江苏、安徽、浙江、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至今演出总计96场，遇见14万名观众，采风、巡演行程5万多公里。每一次采风，对于演员们来说都是一次对历史更深刻地认识，以及对舞台表演中人物情感的理解。

　　在回忆采风巡演的过程中，崔巍多次强调，是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运河边的人用行动温暖了她和《遇见大运河》的团队，并有了他们为此而做的坚持。巡演采风的第一站，他们来到开凿运河第一锨土的扬州古邗沟，聆听世代居住在运河边的老人拉着二胡讲述《茉莉花》的由来；在浙江他们探寻了古人行舟背纤的古纤道，追忆祖先创造运河文化的辉煌；来到河南曾被誉为天下第一粮仓的洛阳含嘉仓，采访守仓人，聆听他三十年如一日守护具有千年历史含嘉古粮仓的故事；安徽拥有现存的大运河活化石——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唯一保存的泗县段，震撼、感动，无以言表，当地老百姓顶着烈日，主动加入到崔巍带领团队举行的“万米红线 保护运河”的行动中，82岁的陈绍兰更是一路跟随，为大家讲述她和乡亲们保护古运河的故事；踏上大运河制高点山东南旺分水枢纽遗址，尽管这段运河早已失去原有功能，但整个团队依然从心底对治理运河的功臣致以敬意，他们举行了庄严地祭拜宋公、白公仪式；在天津武清北运河十六道闸口前，这些生在南方长在南方，脑中早已习惯了运河舒缓地流淌的演员们，第一次看到了运河汹涌奔腾的场面。在被震撼的同时，他们也都意识到，在《遇见大运河》第四幕“又见运河”中，他们所表现的、那几乎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的运河水，并不是虚幻的、象征性的艺术表达，而是真实存在的景象。

　　令人欣喜的是，《遇见大运河》在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完成巡演后，崔巍即将带领《遇见大运河》团队走向世界舞台——伊利运河、苏伊士运河、阿尔贝特运河、莫斯科运河、巴拿马运河、曼彻斯特运河……在介绍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文化的同时，还致力于联盟世界各地的运河遗产，“遇见”更多的同道中人。

　　“采风是为寻找与人产生共鸣的情感”

　　在此次北京演出的行程中，崔巍抽空回到她的母校北京舞蹈学院给学生们讲课，其中一位慕名而来的清华大学理工科的男同学问崔巍：“为什么有些舞蹈我们看不懂？”这个问题崔巍想了许久，她做了这样的回答，“这个问题你是提给你自己，也是提给我们这些做舞蹈的人，要知道看不懂不是你的错。你可以不懂舞蹈语汇，但一定会被它所表达的情感所打动，你的‘不懂’其实是我们的责任。”崔巍一直坚持，创作一部作品一定要去深入采风。从1996年创作自己的第一部舞蹈作品《阿姐鼓》开始，刚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杭州歌剧舞剧院的崔巍，凭借这部舞蹈诗剧，先后获得了包括文化部“文华导演奖”在内的几乎全国所有舞蹈大奖，甚至因为这个作品开创了“舞蹈诗剧”的先河。

　　这部《阿姐鼓》给予崔巍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所有的创作都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本以为凭借自己尚浅的资历只能勉强编一出5分钟小作品的她因为老师的鼓励“如果要排一部西藏题材的作品，就应该去一趟西藏”，于是，崔巍出发了，这一次出发为她今后的创作立下了不可动摇的“规矩”，“无论别人的创作采风是怎样的，我有我的坚持”，这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崔巍的“不忘初心”。

　　“从拉萨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中间要经过阿里无人区，一天一夜都见不到一个人。荒凉之地，杳无人烟，所以那时我们只能睡在车上。在荒原里裹着棉衣睡一夜，次日再出发。我记得很清楚，一天中午，我们停下来休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我却看到了远处一个不大的帐篷。好奇心促使我走近那个帐篷，藏族男主人看到我，便热情地招呼我进去。没想到这么一个简陋的帐篷里生活着五口之家，那对中年藏族夫妻，育有三个孩子。帐篷里没有床，整个棚子其实就搭在硬硬的石头地上。那个尚在襁褓里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就这么躺在地上。我觉得他们很可怜，生活环境这么艰苦，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就把背包里的方便面、罐头都拿给他们，然而他们的反应却出乎我的意料——你把东西给他们，他们就把锅里自己做的饼拿出来给你。他们并没有觉得生活艰辛，而是觉得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离开的时候，我不忍心回头，快步往车上走，上车前忍不住回头，却发现女主人就站在我的身后，怀抱着孩子，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那一刻，我的泪水忍不住地涌出来。”

　　崔巍说，《阿姐鼓》想表达的就是那种对于生命和自然的热爱：“只要心存热爱一切都会是美好的。而这种感受正是我从那个女主人脸上灿烂的笑容中提取出来的。”从那一次开始，“采风”成为了崔巍创作最重要的环节，她为此四次进藏，“那个笑容让我真正明白，采风并不是去学两个舞蹈动作，而是去寻找那种可以与人产生共鸣的情感。”

　　“这唯一的动作比跳几个8拍都更动人”

　　《阿姐鼓》创作出来时，曾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这个作品不知该如何称呼并在参赛时遇到了困难——是先有音乐，并产生了《阿姐鼓》的作品，与一般分场的舞剧编创和呈现方式都不同。中国舞协名誉主席贾作光当时很是欣赏这部年轻人编创出来的新作品，并用“舞蹈诗剧”为此冠名。有意思的是，这次《遇见大运河》崔巍又赋予这部作品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让被视为禁忌的舞者开口说话，表达心声。《遇见大运河》也被称作是“舞蹈剧场”。

　　“舞蹈剧场”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因是德国现代舞蹈大师皮娜·鲍什不满于传统芭蕾舞剧一统天下，不满于舞蹈创作总被囚禁在童话故事、封闭的结构和程式化的动作语汇中，以及舞蹈演员不许说话的种种清规戒律。皮娜·鲍什开创出舞蹈无所不能的剧场表演理念与样式。崔巍选择“舞蹈剧场”这种对中国观众来说还稍有陌生的样式，与她所强调的这部舞剧的社会功能有很大关系——既要有挥洒自如的创作自由，又要呼唤人们珍惜文化遗产的自觉，而在“口头语言”和“动作语言”上相得益彰并不觉得“隔”。崔巍对于舞蹈形式的探索一向不拘泥，她经常说，“农民工兄弟的本色表演，会让专业舞者失了光彩”。

　　2004年是崔巍艺术创作生命中的转折。那一年，《钱江晚报》一组“关于三农问题的人文叙事”特别报道——《16人的乡愁报告》，记录了春节后返城民工们的现状。这组报道直接促成崔巍打造公益舞蹈《与外乡人跳舞》。从采风到排练，再到演出。每一个环节都有无数的普通人，给崔巍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我记得一家小面馆，那里吃饭的全是来杭务工的兄弟姐妹。大概2元一碗的清汤面，里面只有一些榨菜丝和葱花。一个工地上干活的小伙子说就算一天吃三顿这样的面，一个月的花销也要几百块，负担不起。但他们是要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吃这么一点体力根本没办法补充。于是我让老板给小伙子加一个荷包蛋，再加一块大排。小伙子‘蹭’地就站起来说‘不要加不要加’，因为他付不起钱。我解释说这个是送给他吃的。小伙子看了看我，突然问‘下次我还能看到你吗’？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他们是多么需要关注的一个群体。”崔巍说。在排练的时候，这些务工演员的表现力和爆发力让崔巍非常吃惊。因为并没有给他们太多限制，让他们自己演。看到有一位外来务工兄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被压扁的香烟，从里面抖出一根几乎已经折断的烟，抽了一半，把烟熄了，再放回烟盒里。“就是那一个动作，一瞬间，同台演出的专业舞者，都失去了光彩。”崔巍说到这个段落眼睛闪着光芒，“这些动作是我们这些编创者们都编不出来的，因为它就结结实实地从生活的泥土里倔强地生长而出。”

　　经常有人会问崔巍：你编的舞蹈作品中的这些动作是从哪里产生的？崔巍说：“《遇见大运河》里我采用了很多生活化的动作。比如第三幕‘遗忘’中演员们趴在地上扫灰的动作，便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这一幕让很多观众不由自主地鼓掌。因为他们懂了，懂了那个动作里所包含的情感。当情感特别强烈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动作都变成了唯一的，这唯一的动作比你跳几个8拍都更动人。这也是我之所以在巡演中，不断修改的原因。我要去掉那些多余的动作，因为那些动作会分散作品的感染力。舞蹈动作本身就源于生活。只有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才能成为一部真正具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