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 一部纪录片的“逆袭”

《我在故宫修文物》在互联网上播出后，故宫文物修复师王津师傅成了“网红”

　　纪录片是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形象输出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在《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可以在传播层次上达到现象级的纪录片仍然凤毛麟角，这与国家和社会在纪录片制作政策和投资上的大力扶持是不相匹配的。最近，一部小成本制作的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突然异军突起，口碑颇佳，而且这种火爆是以一种原本和纪录片无关的方式达成的，它的成功耐人寻味。

　　今年1月，《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片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的时候反响平平。但是当拍摄方将该片的视频上传到国内某弹幕视频网站上之后，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截至目前观看量超过100万，这个绝对数字和国内大型视频网站上电影电视剧动辄上亿的点击量相比当然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在大型视频网站上很多纪录片也经常有超过千万的点击量。但是，在弹幕视频网站衡量一个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关键是弹幕。这种互动方式本来盛行于动画视频的观看当中，在喜爱动漫、漫画和游戏的青少年中最为盛行，但是这次他们把赞美的话语给了一部纪录片，使得片中的王津师傅等一众故宫文物修复师成为了拥有众多粉丝的“网红”。随后在青年观众的推动下，该片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的“病毒”式传播赢得更多口碑，最后获得了传统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完成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反向”传播，也让很多纪录片制作者和研究者觉察到这一新颖的纪录片传播形式的威力。

　　从互动性这一青少年十分看重的层面而言，弹幕是值得关注的一种传播方法。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认为，在读图时代，弹幕带来了对图像的一种否定与再生。我们在弹幕中看到，影像的播放与观众的反馈同步出现在了影像的播放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弹幕作品成为影像的创作者与影像的观看者的一次共同创作，符合青少年不愿作为单纯的观看者的活跃特性。尽管最初的弹幕是以“吐槽”为主的，但是面对优秀作品时则更多是一种分析和挖掘，它在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最后汇聚成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

　　当然，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能通过弹幕的方式获得青少年的青睐。《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的核心，还是在于纪录片本身的吸引力。尽管故宫题材早已被很多纪录片拍摄过，但是这次《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片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角度，从故宫里的人——文物修复师这个略带神秘的群体入手，抓住了一群现代人和古老文物之间的对照互动这一核心命题，集中展示了生发在他们身上的一种工匠精神，把聚精会神做好修复文物这一件事情在那些匠人身上形成的迷人气韵，展现在了青少年的眼中，让他们在商品社会的浮华中寻找到一片静谧，那些对师傅们颜值、口音的关注和讨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折服。

　　在这种内核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就不难看出该片具体拍摄技法上的特点。在“舌尖体”盛行的今天，该片仍然使用西方商业纪录片拧麻花式讲故事的结构，但是不落工业化生产的窠臼，而是有与众不同的“中国味道”，无论是从影像语言的雕琢，还是在同期采访和解说词的使用上，既不忘叙事，也不乏白描。每个文物修复师都展示出了独有的性格，他们脱口而出的那些为网友津津乐道的平实而睿智幽默的话语，是编导花了大力气、下了大功夫挖掘的。制作团队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和文物修复师傅们在一起，正是在长期拍摄中，捕捉到了那一个个看似松散的闲笔余墨，勾勒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而这种带点碎片化的状态呈现，满足了年轻观众对故宫生活的全方位观察的兴趣。这种细节的丰富给观众提供了充分的挖掘空间，使得他们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弹幕评论中加深了共鸣，增强了理解。

　　很难想象做到这一点的拍摄团队只有区区不到十人，并且主力皆为“80后”和“90后”，但是和故宫文物修复队伍里的年轻人一样，《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支年轻的创作队伍也体现出一种传承和发展，在这支创作队伍中有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清影工作室的身影。“清影”这个类似学生社团的纪录片群体，在去年还参与推出过同样引起关注的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在这之前，他们在纪录片研究、放映和人才培养上已经耕耘了十年左右。作为制片人的雷建军教授、作为总导演的叶君都来自这个团队。紧跟世界前沿的学院派的教育，无数佳片的熏陶，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的创作实践，以及这些青年不计成本的投入和跌跌撞撞的成长历程，才换来今天的成果。《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片尽管获得了口碑，但是150万的投资成本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回收，这与当今资本竞相追逐的影视市场的火爆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投身纪录片本身就不是逐利行为，票房或点击量也不是衡量纪录片好坏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