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人方励“跪求排片”的尊严坚守：我就是《百鸟朝凤》的义工

我就是《百鸟朝凤》的义工

——专访《百鸟朝凤》出品人方励

张成

　　5月6日，由中国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吴天明执导的《百鸟朝凤》在成片两年后终于登上全国院线，同天，《美国队长3》以近六成的排片强势上映，《百鸟朝凤》排片率停留在1.9%上下，票房惨淡到仅收获27.7万元。5月13日，电影出品人方励在一场微博直播中，为推荐《百鸟朝凤》，双膝一软，扑通一跪。受“方励下跪”事件影响，《百鸟朝凤》在本周六的排片率达到4.39%，随着影片口碑发酵，5月15日排片高达7.11%。截至发稿总票房已经突破2000万元。方励也因为“下跪事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文艺片是否要靠悲情营销才能生存？记者带着上述问题专访了《百鸟朝凤》出品人方励。

　　记者：您为何会做出“下跪”的举动？

　　方励：我是走投无路，没有选择才下跪的。直播时，想起做志愿者的两三百个小伙伴，我们没有发行队伍去跑路演，我跪求影城经理，是情绪所致。周围二三十个小伙伴，眼巴巴地看着我，大家都是义工，为发行整个“五一”期间没休息。吴天明导演在世的时候就没办法发行这个电影，去世后，影片搁置了两年才与观众见面，我是情绪一激动就跪下了。

　　之所以会走投无路，是因为我是志愿者。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想来帮忙做发行，正好我是做电影的，那我就来做志愿者，但我不是专业做发行的，我为《百鸟朝凤》站台、呼吁都行，但我不可能和每家影城去谈，我也不认识人家。一直到今年，客观上只有5月6日后的周末，有这么个空档，5月14日这个周末又有新片上映，因为没有人手，我们只顾及了几个一线城市的院线，如果没有方法让影院经理知道这部电影，这周末就“死掉了”。隔空喊话是下策，我也是走投无路，最后一搏呗，“刷刷脸”。

　　记者：网上针对您的这一举动有不少议论，您怎么看？

　　方励：我呼吁的内容，只是请求影院经理周末排一场，让观众能看到。因为很多网友向我咨询，在哪里能看《百鸟朝凤》，我希望大家注意到这部电影，请影城经理排一下试试看，测试一下市场，看观众会不会看，有没有好的口碑。

　　其实大家给我的反馈总结起来有三条：一是不该下跪。有人说文艺片应该有尊严，不该下跪，可这不是我的电影，是吴天明导演的电影，我是《百鸟朝凤》的仆人，当主人遇到生命危险时，仆人挺身而出这是很正常的。二是有人说我是炒作。我觉得虚假广告才是炒作，我说的话是真实的，确实有很多观众想看，但影院没有排片，我顶多是用不靠谱的方法做广告。三是有人说我道德绑架。我怎么能绑架得了观众，绑架得了影院？我只是请求一场排片，而且最后事实说明，观众是买票的，这部电影确实感动大家，也给观众提供了一个看到吴天明导演最后作品的机会。

　　当时我们发行这部电影时承诺，要把利润全部捐给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专项基金。我们等于是纯粹的志愿者，在宣发的过程中，没有易拉宝、路演、物流等开销的预算，等于宣传成本完全是影联传媒和东方天明等三家公司垫资的。大家有言在先，发行这部电影不为赚钱，也没有股份的概念，此外我个人又捐了一些票款。

　　记者：多年来，很多文艺片创作者一直在呼吁建立艺术影院，您的看法呢？

　　方励：这可能更是电影行业管理者的课题。我身边很多朋友愿意来投资艺术院线，包括我本人，但是我们愁的是片源在哪里。艺术电影的受众是影迷和文青，他们不会满足一部电影，艺术影院必须有大量的片源，大家更愿意看到各个国家的文艺片，但我们看不到。北京电影节购票的热潮大家都看到了，两天就把票抢光了，电影丰富多彩，喜欢电影的人谁不想看？现在分账大片的配额掌握在中影和华夏手里，而有限的批片数额为了保险也只能引进非好莱坞的大片，如果把进口片的配额放在一个合适的比例，把引进主体扩大到民营企业，我想艺术影院的根本难题才能解决。

　　而且我们对好莱坞大片没有用《反垄断法》来约束，我觉得任何电影排片都不能超过30%，因为这种垄断直接压缩了其他电影的空间，导致小片之间互相厮杀。我希望能在宏观上做一点调节，给一些时间让小片口碑发酵。

　　记者：有人说《百鸟朝凤》和忻钰坤的《再见，在也不见》的排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您认为呢？

　　方励：我其实只是呼吁一场排片，这是吴天明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作为一个个体、一名志愿者为这部电影保驾护航，并不想影响其他的排片。《再见，在也不见》是我的好朋友陈柏霖演的，我肯定盼望它的排片好，巧的是发行方也是《百鸟朝凤》的发行方影联传媒，我们怎么会“互相残杀”？我们呼吁的是影城少排一场《美国队长3》来放《百鸟朝凤》行不行？我们呼吁的排片只是《美国队长3》的一个零头，但对这些小片来讲就是全部。

　　记者：也有人说电影本身的水准没有达到吴天明导演之前的高度而影响了观看人次。

　　方励：这些说法都是影评人的评论，我只是出品人，只在意观众的反应。第一，我非常尊敬吴天明导演，这个电影打动我了，我喜欢这部电影，想为他做点事儿。我没想从电影的艺术成就方面评论这部电影，也没宣传它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只是这部电影有感动点，值得为它说几句话。这部电影特别像他的为人，能够给人一些忠告和告诫，并对人生有所启发。

“跪求排片”的尊严坚守

关戈

　　出品人方励在网络直播中为电影《百鸟朝凤》获得更多排片而作出了“惊天一跪”。在过去这个周末，《百鸟朝凤》便在网上“刷屏”，一些媒体也纷纷以“逆转”“‘跪’出千万票房”等字眼对此跟进报道。这些字眼，让笔者如鲠在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方励说：“我从没讲过，让所有小成本制作的文艺片都一定要求商业电影为其让出多少份额来。我仅仅讲的是，只在这个周末一天，给我们排一场，为吴天明导演做点事，为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做点事。”可以看出，“下跪”是一个很具体的、特定情境下的动作。吴天明去世后长期被埋没的遗作，尤其让人情恸于衷。

　　然而，当“跪”被“票房”勾兑，情怀、尊严和价值被“票房化”，逻辑就变得赤裸裸——“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哪怕你用“情怀”说事儿，也摆脱不了“炒作”的嫌疑。这让笔者很不舒服。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无论是因情怀的立场而“悲伤着你的悲伤”，还是残酷地指出了市场的本相，都在情理之中。但人为地进行一种阴谋论暗示，而无视“这一跪”所包蕴的正面情感、情绪和情怀，恰恰可能成为文艺片窘境的精神原罪。

　　“下跪”事件引起关注，除去特定情境下的情感因素，重点不外乎有二：一是文艺片遭遇的市场窘境从长期的隐痛变成了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二是“下跪”在不同的价值标尺衡量下是否值得。从目前来看，事件已引发行业内的探讨，虽然解决问题仍有困难，却是很好的现象。比如，有人认为电影《百鸟朝凤》并没有那么好，跟吴天明的巅峰之作实有距离，难免在市场中不那么讨喜。有人则认为不能唯市场，要关注人心，要有人文关怀。无论从行业的角度，还是在价值精神的层面，“下跪”都显出了坚守的尊严和意义。

　　就事论事的喧哗，不足为讳。在笔者看来，倒是“下跪”事件所折射的文艺片生存现状更值得关注和思考。讲好故事，讲有内涵、有温度的好故事，始终是观众所乐见的。在此基础之上，倘若能够“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两兼顾，自然是最好的。当然，笔者也不希望“下跪”成为并非唯一的“行为艺术”，而是衷心希望文艺片能迎来转机。或许，它的契机就蕴含在创作者、院线和观众的思考、探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