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以笔为枪的抗战岁月

 记者 蒋蓝 /文 小程等图

 主持人语

 在王火的珍藏品里，有一件铭牌他十分看重：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中国作协向参加抗战的老作家敬赠。上刻8个大字：“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王火在《月落乌啼霜满天》（《战争和人》第一部）卷首写下了一句话：“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

 本期嘉宾  

 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南通如东。1924年7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采访过多位抗战人士以及亲历战犯审判过程。1950年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参与创办《工人》半月刊。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后在山东做过十几年中学校长。1983年调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任第一任书记兼总编。作品有《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外国八路》以及《平鹰坟》等4个电影文学剧本。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以及国家图书奖。

 采访手记

 王老是名人，每天收到各地寄来的杂志、书籍，九十高龄的他仍要拆阅。他说，这是一种礼仪。日前收到他赠送我的新书：70万字自传《九十年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那些事》。书中涉及百余个人物，涵盖中外，是一本有关中国现代史的珍贵回忆。我特别注意到在1946年至1948年间，王火作为《时事新报》《新生报》和《现实》杂志的特派记者，在上海、南京一带采访了众多抗战人物，写出一系列重大新闻报道。

 前不久，我来到王老位于大石西路一个静谧小区的二楼住宅，开门的正是王老。他穿一件牛仔衬衣，鹤发童颜，具有一种知识人特有的静气。来到由阳台改造成的书房，他为我泡好茶，端来一盘巧克力。老伴凌起凤于 2011 年去世，王老一直独自生活，女儿时常来看望。书案上，摆放着妻子的照片，一尘不染。凌起凤又名凌庶华，国民党元老凌铁庵之女，曾任于右任秘书。《战争和人》的成功不能忽略凌起凤的重要作用。王老的家朴素简单，书不算多。他先后捐出多批著作、藏书、手稿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用于建立“王火文库”。客厅有娃娃笑声，他说：“这是我孙子的小孩，我的第四代。”

 在复旦学习时，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是王火的老师。王火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王老翻出一叠书信、史料以及上世纪40年代的剪报：“1946年我还在复旦读大三，作为特派记者写稿很多，《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长篇通讯、特写时时见诸报端。我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率先采访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等人。1946年2月，我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脸，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我在《大公报》《时事新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报道了李秀英的不幸遭遇，轰动一时。几十年后，我听说李秀英仍健在，还托在南京工作的侄儿去医院探望……”这些亲身经历，王火写到了《战争和人》中。这部以抗战为背景的三部曲，第一部里在南京大屠杀中宁死不屈的“庄嫂”，原型就是李秀英。

 王火自言没有爱好，也不注意锻炼，偶尔看看电视，一看就冒火：“‘抗日神剧’里，一颗子弹发出去、一把刀砍下去，鬼子立即毙命。打仗真这么容易吗？日本军人狡猾得很，我军战士十分辛苦！要是年轻人光看这些，根本无法了解真实的历史！”他忧心，艰苦卓绝的抗战会不会被一些影视文化消解？而他力所能及的就是写出他知道的真相，“不可忘记历史，首先要了解历史。”

 对话

 他的90年

 清楚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

 江津求学，立志为民鼓与呼

 记者（以下简称记）：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华东、华中等地，沦陷区大批难民和学生涌入大后方。你也是这时来四川的。

 王火（以下简称王）：我六七岁随父亲王开疆到南京。父亲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与友人聂海帆创办了三吴大学，掩护救亡运动的学生。他发誓不为日本人服务，最终蹈海明志。1942年7月初，我18岁，由上海到南京去合肥，冒险偷越日寇封锁线，步行至河南洛阳，经陕西入川到达重庆，辗转到江津，投奔在县城当律师的堂哥王洪江。这年我考入了国立九中高一分校。

 记：那是所什么学校？

 王：来重庆的人太多，当局在周边地区安置外来者，在江津兴办了“国立九中”，九中高一分校位于德感场后山一个叫“蜘蛛穴”的地方，300余名学生，多是安徽和东北人。后来成为我夫人的凌起凤，就在高二分校。

 记：你的回忆录里提到1943年夏天，高一分校发生了一起震惊“陪都”的学生中毒事件。

 王：那天，上完早自习的学生拿着碗去食堂吃早饭，一会儿后东一个西一个倒下，床上、教室、操场上到处都躺着学生，连厕所里也有……共有120多人中毒，情况严重的60多人。我去得晚，没来得及吃东西，马上参加了老师组织的施救。校医面对这突发事件，束手无策，仅有几瓶紫药水，怎么救？附近一个农民说，吃生鸡蛋能解毒！我跑到附近张氏祠等几个农家小院买蛋。农民听说是给学生解毒，不收一分钱。农民在抗战中生活很苦，但对学生很好，树上的橘子我们随便吃；我去当地同学家吃饭，一家人站在边上看，一碗又一碗的“帽儿头”……至今让我感念。

 上午我们将120多名中毒学生分批用小木船运到江津县城。德感场和县城私人诊所的张熙尧和张思寿医生，建议立即给严重的中毒者注射麻黄素、打强心针，但服务态度生硬的卫生所医生不予采纳，只给注射葡萄糖药液，直到上午11点才处理完。晚上8点，中毒学生开始苏醒。当日下午，国民党政府有关人员进驻学校，经鉴定，系砒霜中毒。他们抓去了一个姓窦的东北籍学生，他的嫌疑最大：一则他是学生伙食委员会成员；二是这天早上开饭前他有进入食堂的机会；三是他本人没有中毒。他被抓到重庆，关进了监狱，但一直没有承认投毒，两年后死在狱中。

 那几个晚上，我心急火燎，写了一篇措辞强烈的评论《九中就医学生感言》，投给《江津日报》，报社立即发表了这篇千字文。文章对江津县卫生所的官僚主义、医生冷漠等现象进行了抨击。同学们说：这文章真痛快！这是我首次发表文章。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被人传阅，自豪和喜悦溢于言表。我意识到为民鼓与呼的重要性。从1944年在江津开始，我常有小说、散文、特写在重庆的报刊发表。

 日本飞机空袭下的中国

 记：你经历过多次遭受日本飞机空袭的场面。

 王：1937年“八一三”后，日本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当时日寇有2700余架飞机，中国仅有300余架旧式飞机。日机除在上海战地狂轰滥炸外，8月15日又开始狂炸南京。

 我父亲在南京有幢大房子，新中国成立后捐给了国家。这天中午，听到“呜——”的汽笛声，这是预备警报；一会儿转成了“一长三短”的“呜——呜—呜—呜”的紧急警报。飞机轰鸣声中听到远处有炸弹爆炸声。我看见天上，飞在前面的是4架草绿色太阳徽的敌机，一大三小，大的是轰炸机，小的是战斗机，紧跟追击的是3架中国战斗机，用机枪“哒哒哒”追击敌机。双方机枪吐出火舌，因为飞得低，双方战斗机上戴皮头盔和风镜的驾驶员我看得清清楚楚。飞机掀起的声浪和气浪很大，使人战栗。这时远处高射炮声响起来，炸弹声断续传来，飞机轰鸣声逐渐远去，再一会儿响起了和缓轻松的“呜——”，警报解除。

 我第一次遇到的空袭结束了。但第二天日机又分4次空袭，来袭的大多是轰炸机，属于日本木更津部队，死伤不少，报载先后有9架飞机被击落。以后日机有时白天来，有时夜袭，除轰炸上海、南京，杭州以及沪宁线甚至河南周家口等地都遭轰炸。中国空军以弱敌强，以少击多，涌现出很多抗日英雄。

 记：当时最著名的有空军第四大队高志航队长，在杭州与日寇18架重型轰炸机激战，先后共击落日机13架，后来壮烈牺牲。

 王：还有乐以琴。8月14日他与高志航击毁日军木更津轰炸机6架，翌日在笕桥击毁日机两架，在曹娥江击毁日机两架。21日在上海击毁日军九六式攻击机两架……南京人都熟悉他的名字。10月日机再次袭击南京，他奋起应战，击毁日机1架后中弹阵亡。再如刘粹刚，空军第五大队二十四队队长，曾先后击落敌机11架，于1937年10月26日因飞机失事壮烈殉国。萧乾先生在1938年写过一篇散文《刘粹刚之死》，引用了刘粹刚生前写给25岁的妻子许希麟的信：“……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就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们是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你应当创造新的生命，改造环境。我只希望你永远记住在人生旅途上遇着过我这么个人，我们为公理而战争，我们为生存而奋斗，我们是会胜利的……”

 记：你对空袭记忆很深。

 王：为避空袭我们一家从南京搬迁到安徽南陵县，仍常有空袭警报。后又从南陵到安庆，再由安庆到武汉。随着战事推进，家里决定由武昌经粤汉铁路到广州，再去九龙转赴香港。我们在武昌徐家棚站上了火车，空袭就来了。日机被我空军阻击，又被高射炮射击很快逃走。解除警报后火车行驶，遇到空袭就鸣笛停车，让乘客下车寻地方躲避。想不到我竟随家人遇到了八年抗战中最危险的大轰炸！火车车厢被炸弹击中，死了好多人……经过了这次险些被炸死的空袭，我对日寇仇恨更深，对空袭却能淡然对待了，就像死过一次的人，不怕了！以后在重庆，每当空袭我能进防空洞就进，人多或没机会就不进。我爱看空战，希望看到日机被击落。

 黄浦江畔哭义士

 记：你在大学期间就与地下党接触了。当时知道他的身份吗？

 王：他叫陈展（陈焕民），他的身份我当时就猜到了，但不点破。他交代的事我都尽力去做。经他安排，1945年2月我甚至冒名顶替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与乔冠华、华岗等人同乘马歇尔飞机抵达上海，再去南京把我家老宅提供给《新华日报》社无偿使用……那时我最爱读《大美晚报》的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又名松庐，江苏丹阳人。他宣传抗日，发表了《中日关系史参考》《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明代何以能平靖倭寇》《汉奸史话》……在上海广为流传。汪伪76号特工部对他发出恐吓信——还附了一粒子弹。朱惺公毫不畏惧，反在《夜光》上撰写了一篇《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的自供》作为答复。两个月后，特务用“铲共”的名义将他杀害。朱惺公死前在《夜光》上写了一首七绝诗明志，有“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的名句。我和同学凑钱捐给朱惺公遗属，我写的挽联是：“黄浦江畔哭义士，死为鬼雄，先生应升天堂；上海滩头恨暴徒，生是人渣，汉奸该下地狱！”

 记：“八一三”抗战剩下的八百壮士，下落如何？

 王：1940年5月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几位同学去上海胶州路看望著名的抗战“孤军营”的八百壮士和谢晋元团长。我们那天专门买了一束红彤彤的月季花。那天虽没见到谢团长，却表达了孤岛少年的爱国情义。我代表同学们向接待我们的团副上官志标说：“我们是3个学生，我们是来向你们致敬的！”我掏出身上全部积蓄，捐了20元给守军。上官团副流泪收下了，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对不住人民！”谢晋元团长后为日寇收买的叛徒杀害，年仅37岁。剩下的壮士被日本人抓去，关押在飞机场内，陆续押往东南亚做苦工，后仅有一百多人活着回来……

 哦，往事不堪回首。记得那天夜里，我们在回家路上，大声唱起了《八百壮士歌》：“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